八千里路云和月：从西汉易经与天文历数的碰撞探析两者间的关系

　　西汉易经，作为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蕴含着朴素而深远的自然法则与辩证思想。

　　它与先辈们深耕不辍的天文历数彼此交融，于千年流淌着中华文脉的大河中熠熠生辉，照亮着古老人类文明的智慧。

　　西汉易经，并非源于西汉。夏代时期上古圣人——伏羲，将易经以艮卦为首；商代黄帝，将易经以坤卦为首；商末中古圣人——周文王将易经改为周易，将其以乾坤为首。

　　于是，春秋末年，孔夫子仕途失意，钻研周易，开创易传。从此，西汉的易经得以闻名天下，青史载册。

　　什么是易经，观易经的变化，有序可循，周而复始，无论我们人类身处何方，依然如此，称为“不易”。“简易”、“变易”、“不易”可简称为易经。

　　西汉易经为何可以名动天下，令无数世人为之神往。我们可见，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变革创新，你方唱罢我登场，将平常的周易传承赓续。

　　我们可知，儒家学说后来又以周易为本源，演化出“五行生克、风水堪舆、八字命理”的新型方法论，对后世的西汉易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易经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是代代层出不尽的先贤为之奋斗毕生之举，让我们在瞻仰先贤智慧的同时，也让我们无论身处何时都可以看到这泱泱华夏的盛世文明。

　　与此同时，每每当我们抬头仰望着浩瀚的星河时，我们可曾想起，祖神伏羲一族早已利用天文历数，制定了闻名遐迩的太阴历，这是中华文明一大开天辟地的壮举。

　　直到西汉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标志着东方天文科技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而西汉的《九章算术》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直到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记载了西汉年间五大行星和彗星运行轨迹，我们真的足以相信西汉的天文历数已有文明之最，那是我们身为炎黄子孙的最初骄傲。

　　西汉之初“黄老思想”风靡一时，西汉易经已深入人心。武帝继位，天文历数得到国家大力支持。

　　随之而来的是西汉的易经与天文历数撞了个满怀，碰出了神奇而曼妙的烟火，使我们古老的文明璀璨而繁华。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天文’不负卿”。西汉易经与天文历数的“相交相知”主要体现在名词命名的领域，阴阳学说中，将三月写作“寎月”，将五月写作“皋月”，将六月写作“且月”，诸如此类。

　　天文历数在月份受到西汉易经的影响外，在方位命名中也受起波动。如《周髀算经》中：

　　而西汉易经对于此时的历法变革影响逐渐扩大，以武帝太初改历事件为例，其中《三统历》实为《太初历》。

　　此时的西汉王朝，历法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政治含义，乃最高王权受命于天的重要象征，不过随之而来的历法争端层出不穷，各执一词。

　　但值得庆幸的是《太初历》以音律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以音律推算爻象，也是西汉易经潜移默化的重要之举。

　　而西汉的天文学也自发的融入了早期的易学及孟喜易学理论，在诸子百家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天文学与和与政治相关联密切的历法学备受世人关注。

　　于是，在潮流的影响下，天文解易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情况。当然，特定的天文天象也给予阴阳易经思想不同启发，如由春秋分的昼夜长短相同作为理论来支撑论证阴阳得以平衡之术。

　　在西汉易经中值得被赞颂的创新之举是卦气说的建立，该理论即是在当时盛行的天文历法中突破创新而成。

　　目前所知的孟喜易学源自于《孟氏章句》，其中大部分内容出自《说文解字》，但无法形成一个系统化，全面化的解释。

　　惟有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中附在“习坎”后的四卦卦气说和最终的孟氏易图，可以知晓孟氏易学的大体内容。

　　而孟喜自身深爱易学，苦钻易文，一探究竟，从其中的文字就可看出术数与易学良好的理论结合。

　　而《周易》作为著名的儒家经典著作成了术数的理论来源，其实也在暗含着一个对于世界观的解释从曾经的阴阳观到后来更深层次的探究，而此举也论证着西汉易经与天文历数彼此的深度融合，直到最终达到合二为一的效果。

　　西汉时期“天人观念”趋于成熟，与此同时，“星占”观念也在早期易学中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易学中主要思想理论来源。

　　天人感应的相关学说深受“星占”理论的影响，逐渐具体化，系统化。例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感应的此类学说皆以“阴阳”作为宇宙天地万物立论的根基。而《淮南子》等相关著作中亦是如此。

　　在盛极一时的西汉易学影响下，灾异说对西汉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时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发展时期，天文学被官方所牢牢掌控。

　　封建帝王将天文占卜用于皇权盛衰、国家兴替与自然灾异。可见其对于封建国家政治具有重要作用。

　　汉初时期，天人观念逐步发展，人们将善政的来源归结于天，天知晓世间政事，为政事提供合理有力的证据，开始与政治得失相关联。

　　在此类笼统的善政与恶政造成不同的祥瑞灾异时，西汉的知识大儒由此推行儒家学说逐步与政治相挂钩。

　　在重视灾异的基础之上，调和西汉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俨然成为了西汉政府官员的重要工作。例如大臣晁错以

　　将调和阴阳重要性等同于官员贪污的亡国之兆，同样，在诸如此类的相关西汉学术著作中，如《吕氏春秋》、《月令》中皆将阴阳卦气说用以治理国家发生的重大灾异。

　　但是，异常天象的出现存在于政治中是有局限性的。当西汉权臣翟方进不得不自刎殉命时，而灾难似乎并没有停止，可以看出此时的天象已沦为政治手段，而不再是简单的观测内容。

　　在灾异说盛行之下，西汉的政治对于学术产生了影响，西汉的易学阴阳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而西汉易经逐渐也慢慢服务于当前政治所需，对西汉的天文历数以及政治产生了重要意义。

　　西汉时期，西汉易经与天文历法虽然研究方面有所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彼此“相交相知”到后来的“相融向荣”。

　　从天文历数方面看，可以知晓，《太初历》开始，理论的基础便来源于西汉易经中的阴阳之说，使得当时的官方逐渐从理论世界观上升到更深层次的推算演变。

　　此类思想在自然而然下诞生、发展、演变，逐渐成为官方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人们在这一路上的追寻与探索，无不是推开科学大门的尝试开始。

　　当西汉易经中阴阳之说或卦气之论主宰着天文历数或政治学术，看似被操控，落入先入为主的形象，其实何尝不是后继的学者一代又一代追随他们先贤的步伐为其缝缝补补，做出一个又一个学问考究的阐述。

　　可见，西汉易经与天文历数若是互不关联，分道扬镳，中华文明将会失去多少光泽，我们又怎可见她熠熠生辉。

　　因此，在西汉易经与天文历法“互相帮扶”“相交相融”的大背景下，政治学术氛围深受其熏陶，最终形成了古往今来，西汉朝代独有的易学理论成果以及领先世界百余年的天文历数，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又怎能不为之动容自豪。

　　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西汉先民从不回避也未曾将二者解绑，最终他们从容有力的选择将其相互交融，成为彼此的源动力，共同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