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座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可都是响当当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陈赓等等。
周恩来看了看朱端绶，又看了看熊瑾玎，嘴角扬起了一抹神秘的微笑，他借着向熊瑾玎敬酒的机会故意说：“瑾玎啊，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但这么久过去了，现在我们可是还缺少一位‘老板娘’呢。”
听见这话，熊瑾玎的脸立刻红了，他紧张又慌乱地看了一眼害羞地低着头的朱端绶，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周恩来看出他们明显对对方都有点意思，干脆挑明了这件事，指了指他们说：“
我们都知道，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工作的周总理对待身边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一直是充满关怀的，他为人细心，如果身边的同志有什么不对劲或是难处，他常常第一个发现，并且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一些同志就是在他的撮合下结为携手一生的革命伴侣。
而周恩来最早撮合的一对，就是在上海共同奋斗的“假夫妻”，熊瑾玎与朱端绶。
朱端绶是湖南省长沙县路口镇人，祖上是商户，原本家里是有些积蓄的，但在朱端绶6岁那年，家中遭遇变故，一家人穷到饭都吃不上的地步。
但朱端绶的性格勇敢又泼辣，她没有被困难打倒，为了补贴家里，她带着妹妹上山砍柴，像男孩子一样做苦力活。后来听说离家四五十里的地方办了一所自立女子职业学校的时候，年仅14岁的朱端绶为了学一门谋生的本事独自离家找到了校长，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一生就此改变了。
在学校里念书的朱端绶也逐渐接触到了红色革命思想，后来她来到了由著名革命家徐特立担任校长的长沙女师求学，革命之心更加坚定，她很快就成为了女师学生会的宣传干部，参加了校内校外的许多进步活动。
朱、黄两人曾经在益阳、桃源等地的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整理归纳，这份材料后来曾经受到过的赞扬。后来，她们又一起前往长沙第一纱厂，联合纱厂里的女工，成立了妇女协会。
朱端绶在革命工作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她的才华与能力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1927年5月，党组织交给了她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把一台油印机和一些重要文件安全送到长沙省委。
就在朱端绶坐上前往长沙的轮船时，朱端绶留意到两个的军官正在小声讨论几个小时前的“马日事变”。朱端绶意识到很有可能会安排军警特务守在码头，到时候万一搜出自己身上的重要文件就不妙了。
她急中生智，装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学生主动找那些军官交谈，说明自己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在外，不清楚下船之后怎样前往目的地。那些军官在谈话中对她很有好感，于是主动在下船时帮她提包，甚至一路把她送上了黄包车。
至于码头上对乘客进行盘问的军警特务看到朱端绶和的军官在一起，也就没有为难她，直接放她通过了检查站，就这样，朱端绶安全地抵达了党的秘密交通站。
“马日事变”后，朱端绶成为了湖南省党部通缉的要犯，1928年2月，她离开长沙，来到了汉口，顺便拜访了正在汉口养病的校长徐特立。巧合的是，当时徐特立就在熊瑾玎家中休养。
熊瑾玎，1886年生，湖南长沙人，他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加入了新民学会。他主张创办经济实体，对于打理生意很有经验，所以学会筹款之类的工作都会交给他去做，比如在1921年，等人前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时，熊瑾玎就从经商赚得的利润里拿了两万元交给，作为提供给党的经费。
熊瑾玎和钱打交道，行事作风里却没有半点商人的市侩，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忍逮捕、杀害员，全国笼罩在在一片中。
而对于朱端绶，熊瑾玎其实早有耳闻，因为他就是长沙女师的校董之一，只不过两个人原来没有说过话。
在朱端绶和徐特立回忆这些年他们进行的革命活动时，熊瑾玎就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朱端绶，在他眼里，朱端绶拥有一片赤子之心，拥有坚定的信仰和革命热情，如果他要选择一个姑娘作为自己的革命伴侣，那么这个人就是朱端绶。
但熊瑾玎没有贸然说明自己的好感，而是在摸清了朱端绶过来看望徐特立的时间后，赶过来送她离开。
熊瑾玎一来到上海，熊瑾玎就以商人的身份来到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他在看过好几间对外租售的铺子后，选中了一栋二层楼房，建立起一间“福兴商号”。这栋楼的一楼高挂商号的招牌，做纱布生意，二楼则布置成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办公会议机关。
组织考虑到如果只靠熊瑾玎一个人负责这个重要的秘密机关很容易出差错，再加上当时的熊瑾玎已经是40岁的年纪，一个40岁的男人没有老婆和孩子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周恩来决定安排一个女同志过来担任“福兴商号”的老板娘，给熊瑾玎的工作打掩护，经过筛选，朱端绶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朱端绶和熊瑾玎成为了一对“假夫妻”。
熊瑾玎总是对朱端绶说：“小妹妹，这里是党中央最重要、最秘密的机关，工作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呀。”
平时熊瑾玎外出经商，而朱端绶则在商号里看守店铺，顺便承担组织里的放哨、整理文件、给同志们做饭等工作。熊瑾玎在工作之余，手把手地教会她怎样用药水抄写，并且将来开会的同志们喜欢吃的菜都一一教给她，在熊瑾玎不留余力的帮助下，朱端绶的工作越来越出色，还曾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两个人的这种相处模式，在别人眼里完全就是老夫老妻，但到了晚上完成所有工作后，两个人就会各自回到房间里睡觉。有一天，熊瑾玎鼓足勇气将自己写的一首情诗交给了朱端绶：“
”朱端绶看到这首诗，立刻就明白了熊瑾玎的意思，她的脸立刻红了。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对于熊瑾玎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也非常欣赏这名为革命工作尽心尽力的忠贞同志，但她还是很担忧一件事，那就是熊瑾玎和自己相差了20岁，这种年龄差距在当时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所以当周恩来在中秋酒席上有意为两个人说媒的时候，朱端绶虽然很想点头同意，但最后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没想到周恩来在认真听完后竟然笑起来，他温和地开导朱端绶：
”这一番话，让朱端绶的心跳得飞快，她看了一眼熊瑾玎，不好意思地同意和他结为革命伴侣，就这样，在周恩来的热心撮合下，组织很快批准了两个人的婚事。喝喜酒的时候，周恩来笑着对朱端绶开玩笑：“以后可不能再管你叫小妹妹，要称你为‘老板娘’了。”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这个可耻的叛徒没能抵抗住的威逼利诱，出卖了党组织。为了保留革命力量，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周恩来采取了果断措施，紧急切断了叛徒可能知道的全部线索，其中就包括了朱端绶和熊瑾玎经营的“福兴商号”。
夫妻两人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就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先后撤到了湘鄂西苏区，1932年，他们又回到了上海开设一家酒店，以酒店经营者的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在南昌起义后，贺龙的结发妻子向志德及家人来到上海，一家人暂时住在徐家汇眉寿里162号的理发店楼上。向志德当时身上连生活费都没有，又不方便抛头露面，一家人的吃喝都成了问题，多亏熊瑾玎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提供生活费，向志德才艰难地撑过了一段时间。
1933年4月8日清晨，特务从叛徒口中得知了向志德的隐藏位置，他们带着法国巡捕火速赶到了眉寿里162号，向志德一家人没能逃脱成功，被捕入狱。
特务们在带走向志德后特地留下了一部分人，命令他们偷偷埋伏在附近，只要有人靠近了向志德的家，就直接逮捕。那一天的上午，好巧不巧就是熊瑾玎约好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的时间。
当时朱端绶已经怀孕了，她在家中等了很长时间都没见到丈夫回来，机敏的她立刻意识到出了问题，于是向党组织作了报告。党组织在获取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工作，接到任务的朱端绶挺着大肚子找到宋庆龄，请到史良、董康等著名律师，为被关押在狱中的熊瑾玎及贺龙家属辩护。
但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开庭的时候，叛徒徐锡根看到了候审室里等待的朱端绶，他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自己曾经见过，于是报告给了，怀着孕的朱端绶也被捕了！
至于徐锡根，他也只是见过朱端绶的脸，听机关里的同志喊她叫“小妹妹”，但对朱端绶的真实身份，他完全不清楚。朱端绶也看出来这点，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她为自己捏造了一个身份，那就是熊佑吾（熊瑾玎的化名）的表妹朱慧吾。
”巡捕先是带朱端绶去认自己的住处，甚至拿鞭子打她，但朱端绶一直咬死了自己最开始的那套说辞，要是再问细点，就直接装傻，巡捕拿她没有任何办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朱端绶入狱8个月后被放了出来，而熊瑾玎继续被关押。
朱端绶出狱的时候已经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她手中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一家人和狱中同志的吃饭问题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朱端绶把妹妹和父亲从长沙接到了上海，又找认识的人借了一些钱，在法租界里开了一个小酒店。
因为没有钱请杂工，朱端绶和妹妹承包了店铺里的所有活，天不亮的时候，姐妹两个就起床开始忙碌，天色擦黑了，她们也不能停下。
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熊瑾玎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向志德和邓中夏的妻子也需要日用品、食物，这些钱都需要朱端绶解决。后来她在自述中讲到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这名坚强的女性平静地写着：“
”1936年，朱端绶的妹妹总算联系上了党组织，并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熊瑾玎夫妇在上海的工作和表现。抗战爆发后，毛泽民夫妇来到上海，设法将熊瑾玎保释出狱。在党的全力营救下，被关押4年之久的熊瑾玎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和朱端绶总算是夫妻团聚了。
出狱后的熊瑾玎稍微休整了一段时间，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接受党组织的委任，成为了《新华日报》的总经理，负责报纸的发行，后来又做了报社的会计科长。
当时报社的所在地是重庆，几乎可以说是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要在这里发行我党的报纸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在我党高举“共同抗日”旗帜的时候，蒋介石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一直怀有私心，甚至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把针对我党放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前面，只是一致对外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所以蒋介石表面不敢主动跳出来做不利于我党的事，但背地里没少使绊子。
面对《新华日报》，政府表面上假惺惺地同意了它出版，但，缺德事可没少干，比如限制发行量、砸抄营业部、拘留售卖《新华日报》的报童、截断制作报纸的纸张来源，甚至当时第200师的一个团就驻扎在报社上面的虎头岩，每天监视着报社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熊瑾玎夫妇依旧扛住了压力。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帮助，《新华日报》在虎头岩、庞家岩、民生路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总馆、总理部、营业部……一家报社就这样逐渐建设完成。
而在办报过程中，是一定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熊瑾玎夫妇联络到了曾经在抗战初期做过动力酒精厂厂长的任宗德。没过多久，在周恩来的安排和熊瑾玎夫妇的推荐下，老党员周竹安成为了任宗德的得力助手，他帮助任宗德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在那一时期，任宗德的酒精厂为《新华日报》提供了大量的周转资金。
就这样，《新华日报》在人的重重封锁下，依旧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从创刊到被封闭的8年多时间里，这份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远远超过了自己发行的报纸。
但要是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的熊瑾玎夫妇有什么遗憾，恐怕就是孩子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朱端绶先后生育了5个女儿，但最后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只剩下二女儿畅苏。
值得一提的是，三女儿桑渝半岁大的时候，竟然不幸患上了肺炎。那个时候的熊瑾玎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而报社刚刚复刊，资金非常紧张，如果熊瑾玎抽出公家的钱给自己的女儿治病，也许女儿就不会那么快离开他们。但熊瑾玎和朱端绶抱着生病的女儿，最后咬着牙没有动《新华日报》的一分钱。
为人父母，谁能忍心看着子女在面前受苦？熊瑾玎夫妻的心都快碎了，但他们选择舍弃了自己的小家，不让党组织的利益受到一分一毫的损伤。
唯一能让他们欣慰的，就是畅苏继承了他们的志向，健康地长大了。1958年夏天，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畅苏放弃了更加轻松的工作，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基层，在河北保定列车电业基地担任俄文翻译。一年后，畅苏又报名前往成都第十四列车电站，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她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大西南的建设。
1973年1月24日，87岁的熊瑾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巧合的是，在1994年的1月24日，朱端绶也闭上了双眼。这个惊人的巧合或许是上天感受到了这对革命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特意安排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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